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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愤青”的“行为艺术”
■李近朱
【而今看来，大约从贝多芬开始，在音乐发展的漫长途程中，不乏与时代息息相关的音乐“愤青”。他们的“行为艺术”，既是音乐的也是政治的。】
无论哪个时代，总有些俗说的“愤青”留下不少难忘的事。艺术史程上也有他们的履迹。
说到音乐，那种灵感突至的方式，方使音乐家激情四溢。贝多芬曾猛然冷水浇头，让音符随一头淋水泛滥到楼下邻居居室。这虽是个人的冲动“行为”，却常挟带灵感，让杰作不是写出而是涌出。重要的是，走出个人，在时代大背景中，敏感的音乐家也常极富正义感，现出“愤青”般的激烈言行。在他们身上，这也是“灵感”，堪为一种“行为艺术”。
罗曼·罗兰曾写道：“大革命爆发了，弥漫全欧。这，立刻占据了贝多芬的心。”当巴士底狱陷落，诗人希那哀特写出“专制的铁链断了”的诗句。青年贝多芬率先预定了这部诗集。在大革命高潮中，他将《第三交响曲》，献给时代骄子拿破仑。当其称帝，贝多芬则愤斥这个“凡夫俗子”，涂去题献，再标名广义“英雄”，以寄其“共和理想”。同一时代，音乐家舒伯特用文字写下题为《可悲啊！人民》的诗，指斥专制使“无限的痛苦在折磨着我”。在维也纳，被称为“舒伯特小组”的团体，在警察监视的档案中留有“不良”记录。
作为音乐家，贝多芬和舒伯特只在思想和言论上发出愤懑之慨，并构成音乐风格上的“英雄性”和“忧郁感”。只有到了大革命爆发的年代，音乐“愤青”才有了更激进的“行为艺术”。
欧洲进入法国大革命时代之时，法国音乐家柏辽兹正经四次考试三次失败，刚获“罗马奖”，准备深造。但他却拿起枪，上街高唱《马赛曲》，投身到枪林弹雨的巷战之中。1830年，这名音乐战士将《马赛曲》改编为气势宏大的管弦乐曲，并在扉页写下：“献给一切有声音、有心灵和有热血的人。”
比柏辽兹小十岁的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在15岁那年，贝多芬音乐的英雄气质，怦然击中了这位同乡的年轻心灵。他说：“我的心激动得快要破碎了。”当时，欧洲革命风潮激荡。音乐少年的敏感心灵，心向革命。在1848年德国大革命那一年，瓦格纳发表了直接题为《革命》的文章；在1849年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中，他成为街垒中一名战士。为此，他遭到通缉。在李斯特等正义音乐家的帮助下，瓦格纳避到瑞士等地，开始长达近十二年的流亡生涯，直到1861年解除通缉，才回到祖国。流亡中，他创作了歌剧《罗恩格林》等音乐作品以及撰写了《艺术与革命》等文章。在他的音符中，在他的文字里，始终布道“革命”。即使离开街垒，只在艺术领域，他的理想也是革命：对传统歌剧瓦格纳进行革命性的变革，终以音乐戏剧的宏大格局，创作了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成为一代歌剧艺术宗师。
而今看来，大约从贝多芬开始，在音乐发展的漫长途程中，不乏与时代息息相关的音乐“愤青”。他们的“行为艺术”，既是音乐的也是政治的。比如，苏联的那位旷世而立的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其留于后世的肖像总是皱着眉头。他曾两度遭到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压抑中度过了一生。有幸未被清洗的这位音乐家，在其死后留下的回忆录《见证》中，尽述了他在现实中没有爆发的苦闷。但那时，在音乐里，他也有“愤青”一般的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军围困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里，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标题为“列宁格勒”的《第七交响曲》。多少年来，作品皆解释为一部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爱国之作；近年来，多方考证，也有观点认为，此曲融进了作曲家对于斯大林“大清洗”年代的“愤青”表达。
音乐和任何艺术形式不同，是与人类的情感有着最直接最感性相通的一种艺术样式。在时间的流动中，人的情绪情感情致能够直接表达出来；就像当时当刻当场的嬉笑怒骂，表达时不需任何联想和想象，不需任何间接介质的再传达。这个“直接”的特征，让音乐直通直达直击直叩人的内心。因此，在音乐之外，任何社会的时代的以及个人的际遇，皆可触动音乐家的感情或灵感，于是，不仅成就了烙印鲜明的作品，也导致了他们投身于音乐之外的社会活动和革命行动，以至于可以拥有流亡十余年的“光荣历史”，这不啻为音乐“愤青”的一种“行为艺术”。
究其渊源，往往性格造就命运，命运造就艺术。音乐的感性特质作为诸多音乐家性格的构成因素，使他们以正义之感，步入“愤青”行列。可以说，多多少少，音乐这个敏感的艺术淬炼了音乐家的性情，激发起他们的“愤青”行为；大大小小，音乐家的敏感性情又以“愤青”式的“艺术行为”，写下不凡生涯，同时催发他们给后世留下激情四射的不朽之作。
《中国科学报》 (2017-04-28 第7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