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维伯：一辈子做一件“小”事

提起小剧场话剧，傅维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从《绝对信号》到《恋爱的犀牛》，从人艺小剧场到国话先锋剧场，从大学生戏剧节到北京青戏节，从李六乙到孟京辉、田沁鑫……小剧场诞生三十多年来，每一个标志性事件、每一个标志性人物都与这个名字紧紧地“绑”在一起。

曾经的小剧场风向标——北京人艺小剧场前不久被拆了。轰然倒塌的只是建筑，这座剧场在戏剧从业者和戏迷心中的地位永远不会倒塌。傅维伯的小剧场人生也正是从这里开启的。

学表演出身却当了剧场经理

傅维伯是北京人艺学员班的学员，但这个班大部分学员后来都没有从事表演，傅维伯也一样，他最初的工作是剧院的舞台监督。作为北京人艺第一批专业的舞台监督，傅维伯不仅参与了《小井胡同》《红白喜事》等经典之作的制作，还见证了第一部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的诞生。“那个时候戏剧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我们看到的戏也都是大舞台、镜框式的，小剧场就像是把我们的创作思维撬开了一道缝，有一束光射了进来。”那时候，傅维伯还不知道小剧场将在自己的生命中，占到何等重要的位置。

过了几年，他前往日本留学，主修空间设计。学成归来，正赶上当时担任副院长的林兆华筹建小剧场。林兆华主张将原来的食堂和一个道具仓库拆掉建造小剧场。没多久，以制景车间名义报批的人艺小剧场诞生了。

剧院领导找到傅维伯，希望他去管理这个小剧场，他心里还不太情愿，“我和剧院的人都不懂小剧场管理，谁都不想做。”不过，在几番劝说之后，他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任务。当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就此开启了灿烂辉煌的十几年。

1995年11月20日，北京人艺小剧场开幕大戏《情痴》上演，第一轮就演了20场。彼时，正赶上其他几个小剧场因故不能使用，看似简单简陋的人艺小剧场，开始见证了中国小剧场发展史上的一段重要岁月。

“北京人艺是中国话剧界的龙头，人艺小剧场也应该在中国小剧场领域起到龙头作用。”傅维伯是那种要么不干，要干就一定得干好的人，“做一件事儿，要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我宁可不做。”

从食堂仓库到小剧场话剧圣殿

多年管理首都剧场的工作经验，让傅维伯意识到，最难做的工作其实是“人”。所以，他上任小剧场经理，首先就是改革人事。人艺小剧场固定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一个经理，一个票务，一个技术，服务人员则是从北京各大学剧社招募的志愿者。做服务员就能免费看戏，喜欢戏剧的大学生都愿意来，因此剧场里总有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傅维伯说，那样的机会对年轻人非常难得，如今，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成为活跃在舞台上的专业演员，有的人已经成为戏剧导演。

按理说，作为剧场的管理者，只要能赚到钱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抱着要成为“龙头”的心思，傅维伯做了更多的工作。

在小剧场戏剧兴盛的初期，商业模式还不成熟、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年轻的戏剧创作者影响很大。傅维伯热情地向他们伸出手，不仅积极帮助他们做宣传推广，而且每年还把剧场盈利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扶持年轻创作者的创作基金、奖励基金。

导演尹涛的话剧《天上人间》首演后口碑不错，但第一轮票房并不好，傅维伯就拿自己的钱给他做投资。如今功成名就的导演田沁鑫、孟京辉，当年也都在北京人艺小剧场的舞台上得到过他的帮助。傅维伯说，自己做剧场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挣钱，还希望能够多支持一下年轻人，让他们有信心能够继续做下去。

当年，导演李六乙想排演话剧《非常麻将》，但很多人看过剧本都说看不懂。傅维伯接手了这部戏，并借机进行了一次制作体制的改革，实行了少见的股份制制作。这部戏的制作中大家都不拿钱，演出后票房分成，编剧、导演占20%，何冰、冯远征、吴刚三位演员各占15%，负责投资的两位制作人各占15%，剩下5%作为工作人员的奖励。

这部原本在剧院没有通过的戏，在小剧场一口气演了20多场，卖出30多万元的票房。五位主创每人分了几万元，演员拿到的收入相当于一场演出费1000多元，而当时在剧院一场演出费才一二百元。渐渐地，人艺小剧场越来越像是一块金字招牌，演出场次多，演出剧目影响力大、票房好，所有创作者都把这里视为小剧场话剧的圣殿。那时，人艺小剧场一年演出场次最多时可达到283场，除去必要的装台时间，剩下的时间都有演出。

一颗不服输的心成就业界传奇

如果仅有一个人艺小剧场，傅维伯还不足以成为业界传奇。他仿佛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2004年，调入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傅维伯，开始筹备东方先锋剧场（现国话先锋剧场）。2005年，新剧场开业，很快这里成为可以和人艺小剧场匹敌的新地标。因为深挖潜力，演出场次最多达到336场，有时候一天能有两场演出。

听到“金手指”的说法，傅维伯苦笑着说：“哪有什么金手指，都是一天天硬挺过来的。”到东方先锋剧场时，剧场连幕布都没有。剧场楼底下就是兴业银行，他跑去办贷款，可人家从来没有见过事业单位向银行贷款的。最后，好不容易拆借了15万元，第二个月就交了13.6万元的房产税。那时候，工作人员盯一晚上演出，只有10元钱。索要拖欠工资的人，还曾经把办公室砸了。一开始，市场并不认可这个剧场，实在没戏演的时候，他干脆自己投资了一部小剧场音乐剧《玩偶》。

在最困难的时候，之前那些不计回报的付出为他带来了温暖和光亮。随着著名音乐人、导演张广天在东方先锋剧场连续做了几个戏，这个剧场终于被慢慢带热了。

眼瞅着小剧场的热度越来越高，傅维伯也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拓展到剧场之外。他参与发起创立并组织了“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体制外优秀青年导演作品展”等专门培养青年戏剧创作者的平台，黄盈、邵泽辉、赵淼、王翀、李建军等当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年青一代导演，都是在这些平台上成长起来的。

在挖掘优秀青年戏剧人才的同时，傅维伯还非常注重戏剧观众的培养。在他主管过的每一个小剧场，价格优惠的学生票都占到了总体票房的很大比例，“想要培育和健全演出市场、建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戏剧文化产业，一定要在观众群体的学生时代就培养他们对戏剧艺术的持续兴趣和爱好。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剧场，演出市场才能真正蓬勃发展起来。”

记者手记

退休依旧为中国话剧奔波

如今已经退休几年的傅维伯，虽然身上没有什么职务了，但依然在为中国的小剧场奔波忙碌。接受采访时，他刚刚从法国回来，“我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发现，前去演出的韩国、日本等国的戏剧团体都有专门的操作机构，而中国的戏剧团体则是各顾各，这样很难提高中国小剧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了搞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做，他连续五年去阿维尼翁考察，其中两次都是自己花钱。

一个退休的老人还对小剧场这种年轻人的事儿这么热情，看上去似乎有点难以理解，但傅维伯觉得自己就是有一种责任感，“我是在完成自己的心愿和理念，这也是中国戏剧应该完成的追求。中国经济强大了，但我们的戏剧却没有推广起来，得有人操心，起码在重大的戏剧节要有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亮相，要体现出我们的影响。”

本报记者牛春梅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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