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三十年国剧旗手

郑晓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和冠欣摄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郑晓龙导演工作照。

郑晓龙导演在电视剧《红高粱》拍摄中的工作照。

1990年，我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播出，导演郑晓龙时任监制、总策划；

1991年，郑晓龙和他的同事们策划拍摄25集系列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开创中国室内情景喜剧先河；

1993年，郑晓龙与冯小刚联合执导的《北京人在纽约》，第一次正面反映上世纪末的“出国潮”，成为一时经典；

1999年，郑晓龙担任出品人的《一年又一年》，被喻为继《渴望》后又一部反映城市平民生活的力作；

进入新世纪，一批由郑晓龙担任出品人、总策划或执导的优秀国产剧，屡创收视口碑新高，包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包青天》《永不放弃》《结婚十年》《幸福像花儿一样》《金婚》《春草》《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急诊科医生》等，《甄嬛传》更是创下北京卫视近十年来国剧重播率最新纪录。

“郑晓龙导演”，是国产剧领域当之无愧的一块金字招牌。入行近四十年，影响行业近三十年，作为国剧旗手和门面担当，他的作品每每与时代变革遥相呼应，他的个人命运也与国产剧的发展演变紧紧相连。

从无到有

酒店里攒出《渴望》剧本

作为“老三届”的一员，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前，郑晓龙其实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都部）农村部的一名记者。

尽管拥有一份铁饭碗，在外人看来已经吃穿不愁，但他还是觉得“戴着校徽去上大学是一件非常牛的事儿”，于是不顾家人的不解，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数学不好放弃了这个科目，仅凭借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考到了330多分，进入北京大学分校就读。他的妻子、日后成为亲密战友的编剧王小平，则是1977年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本部就读的，“现在说起来，她还是我师姐呢。”郑晓龙回忆起过往时脸上带着笑意。

1982年从北大毕业后，郑晓龙选择回原单位就职，但彼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广播电视局，局里增加了一个电视台，还增加了一个电视艺术中心。“当时的台长问我愿意去哪儿，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期间还发表过小说和电影剧本。我就想电视艺术中心是搞电视剧的，搞文艺创作的，至少它和我的专业比较接近。”

1982年底，郑晓龙正式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下称“北视中心”），但在入职后却发现，中心没有几个人知道“电视剧”到底为何物。彼时，国产剧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刚刚起步，1981年由王扶林导演的《敌营十八年》在春节播出，掀起极大反响，是第一部中国内地制作播出的长篇电视剧。随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西游记》《红楼梦》等剧都由央视主导制作，地方台的电视剧制作力量则相对薄弱。1990年后，电视剧渐渐成为电视台工作的重心，内容也逐步多样化，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大古装、武侠剧、红色经典、公安题材、反腐题材、都市家庭剧、青春偶像剧陆续出现。

“当时中心的同事像林汝为（《四世同堂》导演）等都是来自各个电影厂的。”郑晓龙说，国内电视剧刚刚起步，大家并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完全凭感觉去摸索，处于一种有点迷茫又在不停探索的状态。

1988年，郑晓龙与活跃在北京文坛的青年作家陈昌本、郑万隆、王朔、李晓明住进蓟门饭店，他们一边吃着饺子，一边琢磨要讲一个女人的故事，“传统的美德在这个女人身上都要有，再将各种磨难放到她身上。”每个人发挥想象讨论，用现在惯称的“攒剧本”的方式，最终聊出了《渴望》剧本。

《渴望》一播出就受到了全民追捧，“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成为独特的时代记忆。该剧的开播与北京三环路开通一起，被列入当年北京市三件大事之一。这部苦情电视剧塑造了一个具备中国传统女性优秀特质的刘慧芳，同时还融入了宋大成、王沪生等一代都市人的鲜活形象，写活了普通人的命运。

1990年底，北京影视界、新闻界、评论界100多人出席《渴望》座谈会。会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汪岁寒表示，《渴望》剧组找到了当下人民的审美理想，“与其说观众爱《渴望》，不如说他们是在呼唤生活中的善良、友爱、温情和真挚。”正是从《渴望》开始，郑晓龙带领北视中心走上正轨，关注老百姓生活情感需要，为普通人树碑立传，也成为后来他在现实主义创作上的重要理念。

一穷二白

靠植入广告支撑拍剧

郑晓龙进入北视中心没几年，就成了中心的副主任，他自己调侃说可能还是“业务能力比较强”。北视中心虽是国营单位，但郑晓龙除了主抓业务，同时也要兼顾经营，这意味着中心一百来号人的吃喝问题都要靠他来解决。

“北视中心那时候是差额拨款单位，财政一次性拨付全年经费，但算下来只够发五个月的工资。”剩下的七个月工资怎么发，员工的福利待遇怎么给，包括拍电视剧的费用怎么来，郑晓龙说其实都得自己想办法。据他回忆，他后来正式当上中心主任的那一年，中心还欠几百万元外债，为了躲债主，一听说对方公司来人就赶紧让员工们关灯，“假装没人上班，躲着人家。”

1991年，郑晓龙开始策划拍摄国内第一部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中间遭遇资金困难，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矿泉壶公司的出现，解了燃眉之急。熟悉这部剧的观众可能还记得，第五集里余德利神神秘秘地从外面抱回来一个矿泉壶，还告诉牛大姐这是专门喝矿泉水的，“这玩意儿少喝，喝多了打嗝”，广告植入得合情合理又很自然。

仅仅依靠植入广告还不够，1993年筹拍《北京人在纽约》，郑晓龙的父亲从三九胃泰药厂拉来了50万元赞助费作为启动资金，最后又以固定资产作抵押担保，从中国银行借到150万美元，才维持了海外拍摄的高昂费用。在美国拍摄期间，整个剧组十分节俭，40多人的剧组分两拨住在一栋别墅和山下的酒店里。为了省钱都在别墅里做饭吃，制造的生活垃圾也多，后来因为乌鸦翻垃圾桶被周边邻居发现而报了警。“美国那边有规定，一个住所不能住太多人，别人怀疑我们是非法居住，就把我们给告了。”郑晓龙回忆，那时候国产电视剧还是草创初期，不像今天有很多热衷投钱的机构和公司，“没有什么‘金主爸爸’，更多的就是餐馆老板、做服装生意的，后来有一些是煤老板。”

《北京人在纽约》除了在制作经费上全额抵押贷款150万美元，还开了特例，剧组首次自行洽谈广告经营事宜，完成了一次相对完整的经济运作，也被视作国产电视剧商业化的一次星星之火。当时，很多人误以为《北京人在纽约》是央视出品，导致央视广告部门口特别贴了一张纸条，“《北京人在纽约》播出片前广告不在此经营办理。”

时任制片主任的刘沙曾对媒体回忆，《北京人在纽约》还拉来了美国的广告订单，但一开始与美国广告客户接洽的结果并不理想，“我们拿出广告刊例和项目资料后，收到的多是对方质疑目光。”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一次交谈中才得知，对方因为他们报价过低而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是电视剧《渴望》团队，“《渴望》收视率92%，观众超过5亿，为什么广告报价这么低？”刘沙说，后来他们在报价后面加了一个零，对方竟一口答应，马上签下合作协议。

考虑市场

但不能脱离生活和人性

今年10月份举行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北京论坛，推出了“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40部经典电视剧”片单。在这个片单上，郑晓龙导演或策划的作品有五部上榜，分别是《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金婚》和《甄嬛传》。从1990年的《渴望》算起，时间跨度长达28年。

很多人说郑晓龙的每一次创作都卡在了时代发展的节点上，但他并不同意。在他看来，卡住时代发展的节点更多是一种顺势而为，并非主动为之的艺术创作。尽管作品类型覆盖各种题材，但对郑晓龙来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一以贯之，并始终考虑要为普通老百姓提供合格的艺术产品。

郑晓龙说，优秀的文艺作品其实脱胎于时代，反映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文化氛围。即便是今天被大家认为反映了传统女性优秀品质的《渴望》，在播出当年其实还遭到过全国妇联的批评，认为刘慧芳“不是一个新社会的妇女”。19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更是在播出前后都遭遇各种阻力。但事实证明，这部充满了知识分子插科打诨和讽刺的作品常看常新。

关于《编辑部的故事》能够顺利播出的故事，郑晓龙已经反复讲了很多遍。

199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去北视中心视察。郑晓龙使出了自己的“老伎俩”——越级汇报，他趁机询问李瑞环是否看过他们送过去的带子。“带子我没看，但是我请我们办公厅的年轻人看了。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他们打篮球，问他们看了以后怎么样。他们说非常好，又很逗。我想办公厅的年轻人水平够高吧，他们都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正是这种来自高层的肯定，才最终让《编辑部的故事》与观众见面。

进入北视中心十年后，郑晓龙成为中心的一把手。这之后，中心又先后出品制作了一批在国产剧发展史上留下烙印的优秀作品，如《阿郎在北京》《少年包青天》《永不放弃》《幸福像花儿一样》……

从2003年起，民营资本开始被准许进入电视剧制作领域，制播分离进一步深化，一批民营影视制作公司迅速崛起，一系列广电政策的出台也加速了电视剧产业发展。同年，中国电视剧产量突破万集，此后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第一电视剧大国。

而郑晓龙也开始思索如何在市场大潮中同时保有艺术创作的水准。2007年，由张国立、蒋雯丽主演的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金婚》播出，一改过去家庭伦理剧婆婆妈妈的狗血路线，故事充满人情味儿。有评论家认为，剧中用平常、琐碎的生活展示了对亲情、爱情等美好情感的坚守，作为现实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创作，社会意义不亚于当年的《渴望》。

“我们今天总是谈现实题材创作的回归，其实真正应该回归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郑晓龙看来，《金婚》后出现了大量同题材作品，后期家庭情感剧走向狗血，都市生活剧变得悬浮夸张，都是因为创作者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他认为，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艺作品，当然需要考虑市场，但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人性，而是要回到艺术创作的本质上，“深入人的生活，深入人性，深入了解人，你才能写出人的故事，才能写好人的故事，观众才会有人性方面的共鸣，时代才会留下这样的作品。”

本报记者李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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