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作曲泰斗杜鸣心漫谈创作：用音乐表达感情

11月8日，立冬后的第二天上午，天气晴朗微冷，中央音乐学院落叶纷纷。一位身穿呢子大衣、戴着鸭舌帽和细边眼镜的长者骑着自行车穿过校园，手上一双格子图案的毛线手套让总是带着笑容的他更添了一种亲切的可爱。车子稳稳地停在琴房楼前，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学生一路小跑跟在后头。“我们是来接杜老师的，但是差点跟不上，他骑得太快了！”——这位腿脚灵便、行动潇洒的“杜老师”，正是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作曲家杜鸣心。一把座椅，一张小几，再加上一架三角钢琴，90岁的杜鸣心漫谈音乐创作，依旧话语清晰，条理分明。

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1949年，21岁的杜鸣心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年轻助教，四年后，他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毕业时再度回校执教，近70年来，杜鸣心为人熟知的“教授”和“作曲家”两重身份，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10时整的讲座还没开始，琴房楼演奏厅里，许多听众已经慕名前来，他们当中既有音乐专业的学生，也有已然白发苍苍的乐迷，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接下来要用到的谱例。为了这场《音乐创作漫谈》的讲座，杜鸣心做了精心准备，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但“干货”满满，三张八开大小的纸上印着密密麻麻的五线谱，杜鸣心还亲手抄写了一部分简谱，空白处也写满了批注。从贝多芬的“命运”讲到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又讲到自己所作的《牡丹仙子》和“春之采”，作曲时至关重要的“主题”被杜鸣心娓娓道来。为了能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每讲解完一段，杜鸣心都会从座位上起身，在钢琴上演奏一遍。黑白琴键上，曾写下无数经典旋律的双手依旧灵活自如。当《快乐的女战士》熟悉的曲调响起，几乎所有听众都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记录下了眼前奇妙而温情的一刻。

作为老师，杜鸣心可谓真正的桃李满天下，施万春、王立平、张丕基、叶小纲、王黎光、徐沛东等众多著名作曲家都曾随他学习；作为一名作曲家，杜鸣心的作品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几代人。1958年，杜鸣心与吴祖强合作了舞剧《鱼美人》的音乐，从那之后，曼妙灵动的《水草舞》选段成为了无数琴童必练的经典钢琴曲目；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之际，吴祖强、杜鸣心又找到当时更年轻的施万春、王燕樵和戴宏威，顶住时间紧迫的巨大压力，成功谱写了至今常演不衰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中，《快乐的女战士》活泼雀跃，《万泉河水清又清》旋律悠扬，极有黎族风情，这两首经典的配乐都出自杜鸣心笔下。

1978年，改革开放的巨浪汹涌而来，这一年，杜鸣心正好50岁。在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同时，杜鸣心的创作又走上了新的高峰：包括“春之采”、“献给鼓浪屿”在内的5部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舞剧《玄凤》《牡丹仙子》配乐，多部交响乐、管弦乐作品以及大量的影视音乐都诞生在这四十年里。去年，89岁的杜鸣心还受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了京味儿十足的《北京颂》，首演时轰动全场。在不久前的“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上，《北京颂》再次奏响，又赢得了观众饱含敬意的满堂彩。“笔耕不辍”四个字，是杜鸣心作曲生涯最真实的写照。

一直以来，杜鸣心的作品都被视为“用洋乐器讲中国话”的典范。对于年轻一辈的作曲家，杜鸣心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改革开放以后，交响乐各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作曲家一直试着把现代技法和我们的民族特色结合起来，前景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当然可以用现代的、西方的作曲技法，这是完全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可它们永远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

战火中踏上音乐之路

从童年时期开始，音乐就陪伴着杜鸣心。1928年，杜鸣心出生在湖北潜江，因为父母都爱好音乐，小时候，杜鸣心就用家里的手摇唱机听戏曲和当时的流行歌曲，但这段美好无忧的旧日时光很快埋葬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烽火。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父亲率部队开往上海前线。临行前一晚，父亲带着妻儿去汉口剧院看了一场荀慧生的演出，杜鸣心绝不曾料到，这是他与父亲最后一次相聚。第二天早上，杜鸣心还没睡醒，父亲就赶回了部队，几个月后，父亲在苏州河保卫战中阵亡殉国，家里顿时失去了顶梁柱，杜鸣心随母亲回到了潜江老家。1938年，武汉沦陷，母亲又带着他避居乡下。出于安全考虑，母亲不得已把杜鸣心送往战时儿童收容站，后来，杜鸣心又与其他战区来的孩子一起辗转到了重庆，住在永川县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

193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培养从后方各个保育院中遴选出的具有一定艺术天分的孩子。歌唱家任虹带队来到了杜鸣心所在的永川县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欢迎会上，杜鸣心领唱《松花江上》。想到业已牺牲的父亲和孤苦无依的母亲，百感交集的他将这首饱含着国仇家恨的流亡歌曲唱得格外动人。任虹从杜鸣心的歌声中觉察到了他的音乐天赋，400多个孩子里，杜鸣心脱颖而出，入选育才学校。那时的育才学校建在重庆郊区北碚的凤凰山里。虽然交通闭塞，条件艰苦，陶行知仍然尽力帮孩子们找来了三架钢琴，11岁的杜鸣心第一次见到了这件昂贵的乐器，而教授他钢琴和视唱练耳的正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渔光曲》的作曲者任光则亲自为他讲解乐理、作曲与和声理论等课程。杜鸣心的音乐生涯，在这所学校里正式开启。

一年后，育才学校在重庆举办了音乐会，杜鸣心演奏了歌剧《自由射手》选段和一首钢琴小品，此时台下的观众席间，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郭沫若、田汉、何应钦、冯玉祥等众多著名人士都在静静聆听。也是在此时，杜鸣心把自己的名字从“明星”改成了谐音的“鸣心”。“明星”这个寄托着无限希冀的名字原本是父亲为他取的，改名“鸣心”，既是为了缅怀父亲，也在表达自己的音乐理念：“我要用音乐表达感情，用音乐来写我的心。”

留俄师从莫斯科大剧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杜鸣心先后在钢琴大师拉扎瑞夫和吴乐懿门下学习，并随吴乐懿去往印度尼西亚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杜鸣心取道香港回国。1949年夏天，杜鸣心被调入北京人民文工团，见到了正任团长的恩师贺绿汀。在贺绿汀的推荐下，21岁的杜鸣心来到当时还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年轻助教，主教视唱练耳，副科钢琴。

1952年，国家选派音乐人才到苏联留学，这一年，吴祖强、郭淑珍被保送至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1953年，杜鸣心本打算考取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但阴差阳错之下，作曲系报考人数太少，于是又几经辗转，最终，杜鸣心考进了作曲系，师从著名音乐家、时任莫斯科大剧院院长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

初到苏联，杜鸣心和许多留学生一样，首先就遇到了语言不通的障碍。此外，从钢琴转到作曲，“隔行如隔山”，是杜鸣心面对的更棘手的问题。虽然早年间曾写过《薪水是个大活宝》《看谁功劳高》等歌曲，但杜鸣心对作曲的了解并不算很多，作品分析和配器都没学过，和声也只有一点基础。老师楚拉基当时兼任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工作非常之多。“莫斯科大剧院每天晚上都有演出，它还有一个附属剧院和一个自己的芭蕾舞学校，楚拉基先生每天都忙得不得了。”但对这个中国学生，楚拉基非常“上心”，他让杜鸣心先自己尝试着写写作品，然后仔细地帮忙修改，在此过程中，杜鸣心的作曲水平慢慢有了提高。

莫斯科大剧院汇聚着全苏最有实力的演员和最优质的演出，曾有一次，已近“退休”之年的世界级芭蕾明星乌兰诺娃在这里主演舞剧《红罂粟花》，几个月前演出票就已经全部售罄。杜鸣心的好友、曾参加了歌剧《白毛女》作曲的瞿维那时也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他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乌兰诺娃的绝代风采。“老杜，今天晚上乌兰诺娃演出，没有几场了，你看能不能找找你老师，让咱们进去看一场啊？”瞿维找到了杜鸣心。杜鸣心硬着头皮给楚拉基打了电话，老师手里也没有多余的票，但他答应帮着想办法解决。楚拉基本来打算把两人安排在院长包厢里，但那会儿导演和其他演员都在那里，包厢进不去，楚拉基又赶紧找来了剧院里管理包厢的老太太，嘱咐她道：“不管怎么样，你让我这两个中国学生进去就行了！”有了院长的吩咐，老太太心领神会。“只剩下一个包厢没人坐，在二楼的正中央，还突出一块，那是旧时期沙皇的专用包厢，平时根本不开。”老太太再三告诫他俩，等剧场里的灯都灭了再进去，还要往后坐一坐，不要让其他观众看见。这场“偷偷摸摸”但视野格外清楚的演出，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杜鸣心的回忆里。

被合唱团盲选出的“万泉河水”

将近55年过去了，杜老回忆起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的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差不多到了1964年将近夏天的时候。开始想让两个人来创作，但时间根本来不及。”杜鸣心于是和吴祖强邀请了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三位年轻作曲家，大家分头创作。施万春当时负责全剧第三场南霸天家中部分的音乐，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谱曲时他彻夜不眠，“想各种恐怖的镜头，白天一照镜子，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枕头上、地上到处都是。”统管全剧作曲的吴祖强和杜鸣心顶着的巨大压力，由此更可见一斑。

杜鸣心负责《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后半部分和第六场的音乐，《快乐的女战士》和《万泉河水清又清》就出自其中。为了让旋律更有故事发生地的特色，杜鸣心走遍了半个海南岛。“我听了很多黎族的音乐。”半个多世纪过去，杜鸣心依然可以哼出那时听到的黎族舞蹈的节奏和曲调，这段旋律经过改编后成为《快乐的女战士》里欢快又有朝气的生活场景。《万泉河水清又清》的灵感同样来自海南当地的民间音乐。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万泉河水》已经是修改过的第二稿了。最初一版《万泉河水》曾被批类似“黄色歌曲”，没能通过审查，一时间，中央芭蕾舞团全团都被号召来写《万泉河水》，凡是有音乐基础的都可以尝试，谁写得好就用谁的，杜鸣心自己也写了好几首。最终，十来首《万泉河水》从上百份投稿中通过初筛，交给合唱团演唱，作曲者一律回避，结果大家“盲选”的，还是杜鸣心的作品。“这一次我用了海南当地的渔歌。”杜鸣心猜测，第二版《万泉河水》之所以中选，要得益于它浓郁的海南风格，“明朗，也很开阔。”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耳朵，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简单却动听的版本。从那之后，几十年间，《万泉河水》一直传唱不衰。

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77、78级，他们至今依然堪称我国音乐界的中流砥柱。这批学生中，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许多人都曾跟随杜鸣心学习。在“执掌”作曲系的同时，杜鸣心又谱写了大量作品，直到去年，89岁的他依然在创作。

应国家大剧院的委约，杜鸣心写下了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北京颂》。京剧片段《夜深沉》若隐若现，胡同里的旧时光仿佛去而复返；车水马龙、节奏轻快的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一面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所有听过《北京颂》的观众，无不被杜鸣心敏捷的才思所折服。

“大家还会委约我一些作品，这在激励我创作。”杜鸣心说。写出《北京颂》，他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且全部靠手写。后来在大剧院的建议下，杜鸣心又修改了两稿，更加突出北京的民俗人情，“比如北京的胡同，胡同里孩子们唱儿歌，老人们唱京戏或者提着鸟笼，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应该在这部作品里有更多的描述。”于是，杜鸣心化用了老北京的儿歌和京剧中著名的《夜深沉》的音调，“大家都很喜欢这段民俗的音乐，这是只有北京才有，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东西。”（本报记者 高倩/文 王海欣摄）

原文链接：

http://ent.cnr.cn/zx/20181115/t20181115_5244158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