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
关于百余年前京城戏迷的特点，京剧史家、民俗学家齐如山（1877~1962）在1914年出版的《观剧建言》一书中，按照观众看戏的着眼点不同，将其分为七大类：有专看做工的、有专听唱工的、有专看容貌的、有专看名声的、有专看行头的、有专看主演的、有专来捧场的等等。齐如山把他们的社会身份、欣赏习惯都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归纳出12种之多：
第一种“含新剧眼光者”，一般是对东西方戏剧有一定研究、关注演员是否准确传情达意、多在日本留学的一批人士；第二种“专讲旧剧者”，都是对舞台上的“旧规矩”颇为在行的老派人物；第三种“专听板眼者”，是一群常在“票房”走动、能够吹拉弹唱、把看戏叫“听戏”的京城旗人子弟；第四种“专听嗓音者”，是一帮不甚懂戏、听到高音就叫好、白天在小作坊里劳作的小生意者；第五种“专听腔调者”，是一群对戏不很内行、喜欢演员炫技的商铺伙计；第六种“专看面貌者”，是一些只看旦角演员容貌体态、品头论足、不看演技的学界中人，被讥之为在戏界立党社教的“高等流氓”；第七种“专讲名誉者”，是少量不常看戏、慕名而来、以此为谈资的京外人士；第八种“专看行头者”，是指那些不大懂戏、只注意演员穿戴的手艺人和学徒工；第九种“专看大字者”，是指那些只重视戏单上印着大号字体名字的主演、多为招待家乡亲友才看戏的店铺手艺人；第十种“专尚感情”的“捧场者”，是那种和某角儿相识、感情颇好、或受朋友之邀而来的人；第十一种“专讲捧场者”，就是叫好声发自戏园子两廊及门口、演员一登场便叫好的戏园卖票人和门口查票人；第十二种“专捧例好者”，是常看戏又不太懂戏、熟悉演员唱腔间歇或动作火爆时的停顿应有叫好惯例的观众。这些不厌其详的描述与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世纪以前京城戏迷们看戏、听戏、品戏的鲜活众生相。
早期的京城老戏迷还有一种习惯，就是把看戏说成“听戏”。齐如山则提出“听戏”之名不妥，从戏的唱念做打表演功能上和观赏的角度来说，他认为“看戏”一词更为合适：
北京旧听戏的诸位先生，讲究坐在小池子里头，合着眼拍板去听，所以它名之曰听戏。按腔调能够唱得悠扬尽致，固然是可以怡情悦耳……按戏词说，也未尝不可以感动人。但是现时各出戏，全能听出戏词来的，可能有几个人呢？然而若讲究感化人心，匡正风俗，可是做工最要紧。台上所扮演的人物，哪一个忠，哪一个奸，哪一个愚，哪一个良善，哪一个伪诈，都得详详细细地形容出来，下面看戏的看着才能有个观感。若能形容得又真又肖，那一定是非看做工不可。至于唱工，好人坏人都是按板眼、牌子来唱，在调门上什么好坏人来。唱工上能形容出来的，不过是喜怒哀乐等情。看起来，看戏比听戏还要紧。既是看比听要紧，说“观剧”就比说“听戏”妥当一点。
这些见解从发挥戏剧的综合作用和调整观演关系上，给当时一些老北京戏迷的偏颇嗜好，提供了一种较为有益的观剧建议。
看戏虽属个人娱乐，但关乎人心与社会风化。因此齐如山在书中开宗明义，强调戏剧对人心的启发作用：
看戏固然是一种取乐的事情，却是同别的取乐的事情不一样。别的取乐的事，不但花钱多，且于自己一点益处也无有。看戏这件事，不但花钱有限，且是于人有许多益处。比方演名将的戏，就能引起人尚武的精神；演节义的戏，就能感到人的义气；至于道德学问，都能动人的观念，且能启发人美观的审察美术的思想，甚至爱国心、爱种心也都能够由看戏生出来。所以说，看戏不能同别的取乐的事情相提并论……演戏本与社会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在知识低微一点的一班人，借着看戏多知道点古时的及世界上的事，也可以受点感动；至于知识高一点的一班人，也可审察审察戏中哪一处应添，哪一处应改，戏界也可以借此有点进步，戏界有进步，于民风也就有大益处。如此说来，看戏这件事岂可说是光取乐么？
齐如山认为，演员舞台表演的优劣与否与观众的好恶有直接关系，因为观众的反馈至关重要。他指出，早期京城戏迷的一些低级的欣赏趣味，助长了演员在一些剧目上的庸俗化表现：“吾国演戏有许多淫词浪态之剧，实在是有伤风化。……演出淫情浪态的人，固然是唱戏的脚色逼迫着脚色演出淫情浪态；可是听戏的先生们，因为大家欢迎这种淫情浪态，所以他才加意地演这种淫情浪态。”对此，齐如山直言批评一部分戏迷观众的庸俗取向：“言情的戏总要把它演淫荡了，惩淫的戏是将先后情节不演，单单的将淫荡的一节极力地发挥，……因为台下喜欢这个，若把他演得情深意远了，台下不欢迎；若演得污秽不堪了，台下便叫好。”他指出，尽管原来剧本是惩淫劝善的立意，但由于戏迷的不良欣赏习惯，戏班和演员出于取悦观众的心理，刻意媚俗，造成了不良的演出风尚。
京城戏迷的构成成分非常特殊，其中坐在“池子”里的那部分观众尤其不容忽视，据齐如山分析，这批戏迷多属劳动阶级：“在这个地方看戏的人都是五行八作，工界人较多，商界人也不少，但都是糖店、米面铺、老米碾房、木料、铁货、机房、客店等等行道的人，又挤又不干净。夏天都是赤背，可以说都是一群粗鲁人。”戏园的演出效果“与这一片人的叫好最有关系，他们大家一叫好，则演员便可唱红，倘他们不叫好，只靠两旁的人叫好，那是没劲，而且无用的。”这些人大多是在京城做买卖的山东籍伙计，山东籍掌柜“赞成的脚色，则他们的徒弟一定赞成。而彼时北平的买卖，山东帮又占很大的部分……再加上挑水的人、送报的人、掏粪的人、老米碾房的人、磨面的人（俗名磨工又曰磨官）等等，一切卖力气的人也通通都是山东人，而这些也当然都是以同乡老掌柜的话为然的，……所以演员也相当怕他们。”所以，京城的山东籍掌柜和伙计们是戏迷中最具号召力的一批人。
民国元年，女演员出现在京城舞台上，这使看惯了男旦的北京戏迷眼前为之一亮，大家趋之若鹜地追捧坤伶。齐如山有一篇《谭迷梅毒流行病》的小文做了这样的记述：“民国四五年是为其（坤伶）极盛时代。男班几乎无立足之地，所能与之对抗者，只有梅兰芳一班，还能照常上演……坤脚之最出风头者，莫过刘喜奎。彼时北平人呼捧谭鑫培者，为‘谭迷’；呼捧梅兰芳者，为‘梅毒’；呼捧刘喜奎者，为‘流行病’。且把谭鑫培、刘喜奎并称，简言之曰‘谭刘’。”其实，两人的艺术地位实在不可相提并论，但戏迷的执拗和“一厢情愿”也曾让谭鑫培虽反感却很无奈。当时的不少京剧名角的确拥有一批坚定不移的戏迷，比如净行演员黄润甫的戏迷，叫“黄病”；大武生杨小楼的戏迷，叫“羊迷”；旦行王瑶卿的戏迷，叫“瑶痴”等等，名目繁多。戏迷们为着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凡事一争高低。
齐如山在《北平戏园的广告》一文中，回忆了尚小云和荀慧生的戏迷们对当时报纸上刊登二人信息的敏感态度：“民国以后，（北平）染了上海的风气，多讲出广告，于是才引起了脚色争广告字大小之风……捧脚之人，争的最厉害。尚小云与荀慧生同搭一班，报上登尚的事，则荀党反对；登荀的事，则尚党反对。后来报中二人并称，但称‘荀尚’，则尚党不干；如称‘尚荀’，则荀党不干。”戏迷的各不相让，令报社的编辑无可如何，伤透脑筋。
针对戏迷的盲目追捧或排斥的非理性表现，齐如山直言不讳地在书中提出了批评，“演戏既然是各有所长，看戏的眼光就应该按各脚的长处去看。”而戏迷们“大半是党同伐异，倘若不是与自己有关系脚色，一看就讨厌，一听就摇头；与自己有关系的，无论如何都捧场叫好，其余都是攻击谩骂，都是无是无非……”以至于“受捧的脚是闹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日有退步”；而“被骂的更是上倒劲”，难有进步。因此他建言戏迷：“观剧宜注意全局”，“观剧宜注意道德”，“观剧宜细心”，“观剧须注重戏情（不可捧习气）”，“观剧不可分党派”种种。从这些建言中，足见一百多年前的京城戏迷捧角之风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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