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波
我自幼喜爱京剧，最爱听、最爱学唱马连良先生的马派戏，在戏迷票友朋友中，常常有人夸我唱得真有“马味儿”。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这话是人家给咱面子，捧着说。人家真正羡慕我的是，在同龄人中，像我这样“见过真神”——多次现场听过马连良戏的人确实不多。
我1941年11月生于山东省原德平县糜镇陈辇村，转过年来，在我8个月的时候，在北京开羊肉铺的爷爷，托他的发小，将我们母子送到北京。从此，我就生活在阜外月坛牌楼下的东夹道16号。这个地方距离当年的马连良家——门马家，很近，所以，附近的人爱学唱马连良的戏，聊天就爱聊戏聊马连良。
那一带的戏迷票友十分活跃，每天下午、晚上都可以听到人们在唱皮黄，有时就是一把胡琴，有时也有二胡等配器，有时候文武场齐备，也有时候搭台唱戏，不但唱文戏，还演武戏呢，黄家大哥就演过《三岔口》。住我们院西屋的张德亮大爷既会拉胡琴，也会唱戏。他说话时结巴得厉害，可一唱起戏来却很顺溜儿，大段念白也不打磕巴儿。李克勤大爷是个厨子，在广播电台当厨师，与马（连良）家有老亲。李大爷人很胖，挺大的肚子，嘿，竟然唱梅派大青衣。李大爷的弟弟李克明，我叫他二伯，特别喜欢我，我们是“忘年交”，他红着脸跟我一次又一次地说起了一件终生遗憾的事。原来，他十岁的时候，马连良先生想用他演《三娘教子》中的薛倚哥。他给我解释，那属于“娃娃生”，上来有几句唱，“有薛倚在学中去把书念”一段，可他就是学不会，“我也是忒笨了，咱不是吃那碗饭的料儿呀。”我多次听他这样说。附近有老哥儿俩，一对儿光棍汉，租住一小间屋，经常填不饱肚子。他们唯一的乐子，就是每天晚上，哥哥吹笛子伴奏，弟弟唱“借东风”。有人问过他们，怎么天天就唱这一段呢？原来哥哥不会吹别的。
京剧是当时人们最主要的文艺娱乐内容，我爷爷、我大爷、我父亲都一样，嘴里老哼哼着，东一句西一句，其中马派唱儿居多。
在这种环境下，幼小的我也逐步养成了习惯，走路也好，骑车也好，不停地哼唱京剧唱段。有一个大我好几岁的敦敦实实的王振华，我叫他三儿哥，也爱学唱马连良，他一听我唱就说：“嗨嗨嗨，有钱去听马连良，没钱不听狗脏脏（音）。”意思是我不会唱而瞎唱，乱嚷嚷。如果我学唱青衣戏，他就会说：“有钱去听梅兰芳，没钱不听狗脏脏（音）。”这倒真不是骂人，而是友好的玩笑。我一听到他唱，也原封儿不动地还给他。1949年前后，我家那一溜儿也就是黄三大爷家听得起大戏，如果人家晚上去听戏，大家会投以羡慕的眼光议论：“瞧人家，今儿晚上马连良了嗨。”这一时期，我最大的遗憾是有一回马连良就从我家门口经过，我愣是没看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马连良先生从香港回来以后，组建了马连良京剧团（简称“马剧团”），那真是叫座儿。
我一个孩子家家的，能在那时就看得上马连良，您一定以为我家特别有钱吧？非也。我爷爷活到八十岁，也没看一回呀。有一次，我自作主张卖掉了一个破旧的、经常停摆的老钟，买了两张马连良在民族宫剧场演出《淮河营》的票。我没舍得去，也不好意思去，把票给了我大爷。
后来，有人请我一连看了两场马连良先生的戏。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的姑父杨伯如先生。他从1950年起，在阜外大街开了一个烧饼铺，由于地理位置好，生意很红火。他是一个大戏迷，自己唱不好，没嗓子，但是嘴里老哼哼着，话匣子也老开着，主要是听戏，也听评书。我下了学，就到铺子去玩。大概是1954年的暑假，一天，姑父叫住我说：“镯子（我的乳名），你能到中山公园买音乐堂的票吗？我带你去听戏。”我一听可真是乐坏了，因为我知道是马连良的《四进士》。我天天在大街上的报栏看报纸，主要看各个剧团的演出信息，所以，马连良先生在哪儿演出，什么戏，我都门儿清。于是，连忙说：“我能行，我认得中山公园。”
我和姑父、大爷一起去听戏。那时的中山公园音乐堂还是露天剧场，四周是半个人高的围墙，场子很大，座位比普通剧场多多了。开戏了，马连良饰演的宋士杰上场，随着一声“嗯喷”出来，全场热烈鼓掌，给了一个大大的“碰头彩”。扮演宋妈妈的马富禄先生的嗓子那个亮，那个脆。那是我头一次看马连良先生的戏，至今记得每一个细节。
第二次看马连良先生的戏，还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还是姑父杨伯如先生请我和大爷一同观看。这次看的是《火牛阵》。
而这次让我永生难忘的是“见到了真神”。散戏后，终于在后台的出口“憋住了马老板”。上次在这里看《四进士》，散戏后，就有人说到后台去看马连良，我们找到了地方，等了半天，白等了。而这次，终于等到了马连良先生从后台出来，细高挑儿的个子，西服革履大皮鞋，打着领带，在那个年代少见哪。文雅、大方、帅气。他走到后台出口时，显然看透了人们的心思，边走边微笑着招手致意，边说“同志，你好，你好”，边走进了停在那里的小轿车，跟在后头的是手提胡琴的李慕良。这一幕牢牢地印刻在我的心中，至今想起来心头美滋滋的。
大概是在1960年前后祖父去世，妈妈因为我父辈哥俩有一些“家务”纠纷，受了委屈，心里不痛快。我就用平时积攒的钱，请妈妈在位于西单路口东南角的长安大戏院，看过《胭脂宝褶》和《朱砂井》。这两次我都是早早地到长安大戏院买票。为的是买前排座儿，看清楚马连良。
最后一次看马连良先生的戏，是在1961年读高中时。当时语文课本中有太史公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讲到司马迁因为李陵说公道话而获宫刑。下了课，我跟老师开玩笑说：您带我们去听《苏武牧羊》吧。老师看了看我没言语，既是因为不可能，也是没想到我把课文与戏联系起来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马连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苏武牧羊》。那时的这个剧场也是露天的，同中山公园音乐堂一样，半截围墙，场子很大，观众满满的，都被马先生扮演的苏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深深打动。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是准备参加高考的高中生了，又学习了《报任安书》，所以，已经更多地从思想内容方面理解戏曲。而其中非常吸引人的一折就是马先生扮演的苏武和张君秋先生扮演的胡阿云初次见面、被指配为婚的那一场，那真是入情入理、幽默风趣、令人叫绝。
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经历，以及不断的回味，特别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充分认识到，马派艺术也好，老生其他各个流派的艺术也好，其他各个行当的艺术也好，还包括其他各种文艺形式，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自己经历的、知道的、自己会的，毫无保留地留给后人，使得我们的民族文化在继承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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