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淄博日报》当摄影记者的焦波拍了一个专题：一个山村极为缺水，老百姓抱着被子在泉边睡觉等水。因为他的报道，政府给这个村打了口井，他又拍下了水井出水、村民喜笑颜开的画面。当时，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感激地对他说：“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
焦波拍《出山记》摔了12次。
焦波把爹娘接到北京，出席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俺爹俺娘》摄影展。
本报记者李俐
“农民在土地里种庄稼，我们在土地里种植故事。”说出这句话的是著名摄影家、纪录片导演焦波。已过花甲之年的焦波，曾经花了整整30年拍《俺爹俺娘》，用十年时间记录汶川地震孤儿的成长，又从2012年起把镜头对准了乡村，陆续拍出《乡村里的中国》《淘宝村》《出山记》等多部纪录片，为脱贫攻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
在日前举办的焦波光影研讨会上，主持人敬一丹深情地说，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说“幸好有焦波”，因为有了他，才有了那些来自土地、来自基层的真实记录。
■他是农民的儿子，却把爹娘照片挂进中国美术馆
焦波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叫天津湾的村子里，“俺爹是木匠，我从小就跟他学拉大锯，学了几天就烦了。他告诉我，大锯要一锯一锯地拉，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只要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干啥都能成功。”
后来，焦波果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不过靠的却是一台相机。1974年，走出穷山村在外教书的他带女朋友回家，也带回了女朋友父亲在抗战时缴获的一台德国蔡司依康相机。这是他第一次给爹娘拍照，也是60多岁的爹娘第一次拍合影。
这一拍，焦波坚持了整整30年。12000多张照片、600多个小时的录像，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喜怒哀乐，也记录下乡村里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很多人都问过焦波，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他说，动机很简单：看到一天天变老的爹娘，舍不得他们走，只有用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
1998年12月1日，在娘86岁生日那天，焦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俺爹俺娘》摄影展。但在开幕前，娘突然病倒了，她瞒着焦波强行出院，打着吊瓶坐火车到了北京，用在家里磨好的剪刀，为这场影展剪了彩，随后，自己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这场特殊的展览感动京城，轰动全国，被媒体誉为是“近年来唯一让人落泪的影展”。很多人领着老人孩子去看展览，有观众留言说：“焦老师，我是在你母亲相片前哭了3次的大连小伙子，现在我已经买好了回大连的机票去看老人。”
影展结束后，焦波也火了，白岩松来到他家采访老人。“我说我也想拿摄像机拍俺爹俺娘，他提醒我赶紧拍，再不拍就来不及了。”焦波赶紧花三万元巨资买了台DV，留下了爹娘最后几年珍贵的影像，“娘90大寿那天，爹搂着娘拍了最后一张合影，他们把最光彩的时刻都留在了照片里。”
爹娘去世后，央视以焦波拍的600多小时的录像为资料，完成了一部24集的纪实连续剧《俺爹俺娘》，“为了拍这部剧，央视副台长高峰在俺村住了三个月，也可以说，是他手把手教会了我怎么拍纪录片。”
■爹娘走了，他开始把镜头对准养育他的中国乡村
2012年元旦，焦波接到了时任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一个命题作文：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从来没拍过电影的焦波，凭着农民身上那股倔强劲儿，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由于经费等诸多问题，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几乎是不可能的。最终，他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摄影师北川才15岁，是他在汶川大地震孤儿中收的小徒弟。
这个零经验的团队，靠着“坚持”这个笨办法，在一个叫杓峪的村子一住就是373天。杓峪村本来有167户人家，村民亲切地称他们是第168户。正是这种朝夕相处的拍摄方式，让镜头里的乡村无比真实，村民们的喜怒哀乐甚至争吵扭打，都在镜头前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部影片不仅在第二年获得华表奖，还以9.3分的豆瓣评分成为网友们公认的“了解中国农村必看的纪录片”。
“很多人都问我，怎么能让村民不介意摄像机，掏心窝地跟你说话？我说我长得就像个农民啊。”即便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焦波仍改不了啃煎饼卷大葱的习惯，每到村里拍摄，他总会拉着大爷大娘的手嘘寒问暖，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他也告诫团队里的小伙伴，“不要说行话，要说人话，做人事。”这么多年来，焦波的拍摄不但从没有受到过任何阻挠，还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杓峪村唯一的“文化人”杜深忠是《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之一，他曾在拍摄时对焦波说过，自己一生的理想就是拥有一间阳光小屋，能够坐在阳光下看书写字，门口再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四字。纪录片播出后，杓峪村的知名度高了，苹果更好卖了，杜深忠也火了一把，成了当地的文化名人，还盖起了新房，终于圆了梦。
“人需要吃饭是吧，他得活着。精神也需要吃饭，也得需要哺养。”这是杜深忠在片中的金句。在焦波的镜头下，中国的农民不全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有这样充满着大智慧的“明白人”。“以往大家对农民的理解太片面，总是和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我特别想打破大家对农村的认知，为当代农民树碑立传，把他们思想上跳跃的火花捕捉下来。”焦波说，爹娘走了，他还要继续拍养育他成长的中国乡村。
■他出山又进城，想为脱贫攻坚留下一份影像档案
2016年为拍摄《出山记》，焦波率团队住进了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的大漆村，这里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一个悬崖上的村民组叫泉里，为见证修路的过程，我们沿着尺把宽的小路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个村民组，我们去了28次，我摔倒了12次，终于见证了公路修到了这个村。”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2018年，他又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进城记》，记录这些山里人如何变成城里人的故事。
让焦波没有想到的是，拍完这部电影，片中的主角覃猛居然成了自己团队的一员。“这个小伙子18岁就出去打工了，特别热情阳光，平时就喜欢拍小视频，他拿手机拍的素材比我们拍得还要生动。”焦波不仅把覃猛拍的段落剪进了《进城记》，还在交往中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从小特别穷，和爷爷奶奶住在山洞里，但这孩子很有想法，对人生有追求，还特别好学。”电影拍完后，覃猛就跟着焦波团队学习摄影，刻苦钻研技术，不到半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摄影师。
焦波愿意给这样的年轻人机会。去年，他带着覃猛翻山越岭，来到了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中排乡德庆村的大山深处。在海拔3000多米的老窝村民组，傈僳族的村民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几乎与世隔绝。焦波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个原始淳朴的村庄，“随着他们的搬迁，这种生活方式很快就会消失，我们的记录将会具有史料和人类学的价值。”
但拍摄条件的恶劣也是焦波几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因为道路还未修通，所有的设备只能靠他们背上山。“弄不好我就命丧老窝山了。”焦波告诉记者，山里空气稀薄且高寒，本就有肺病的他整个夏天都不敢脱羽绒服，几度想走又不得不坚持下来。有一次，连下了几天大雨，云南多处发生泥石流，焦波和团队好不容易爬到了新修的公路上，等待来接他们的车，“结果那辆车的前盖和挡风玻璃全被碎石砸烂了，特别危险。”
“老百姓艰难地走出大山，我们扛着摄像机艰难地走进大山。”在拍摄《老窝》的过程中，焦波不仅记录下新生活的重建，更记录下了村民们心灵和思维模式的重建，“这才是脱贫攻坚中最重要的，既要搬得出，还得能致富。”
五年来，焦波考察走访了五六十个村庄，通过《淘宝村》《大众村》《种瓜记》《大歌》《黄河之水天山来》等九部纪录片，见证了贫困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作为一个纪录片人，这时候如果不把镜头对准乡村，就是一种失职，“乡村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艺术的根，不管到什么时候，我的镜头将始终对准最可敬、最可爱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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