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展演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精彩剧目与观众见面，带来了一场场不见不散的艺术之约。观众可以走进剧场，畅享艺术盛宴，还可以隔屏赏戏，感受戏剧魅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邀请了部分专家线上线下观摩剧目，不少剧目引来专家热评，获得业内盛赞。专家们纷纷用中华美学精神阐释作品，撰写了包括对创作规律总结性的、创作问题梳理性的、创作趋势判断性的各类评论文章。
舞剧《五星出东方》：向世界发出一张“金名片”
北京舞蹈学院苏娅
作为一部目前炙手可热的“爆款”舞剧，《五星出东方》何以成为“爆款”，其中内含着一种怎样的、超越舞蹈作为一般意义上审美样式的价值与意义浮现？是笔者想借此次评论着力引申出的思考方向，从而更好地揭示出舞蹈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身体表述，在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下，在承载中华文化立场坚守、中华文化基因传承、中华审美风范展现方面，所能够发挥的独特功效。
一、文化的“身体”显现
对于舞剧《五星出东方》这样一部被高度评价为体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盛大礼赞”（于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盛大礼赞——当代舞剧<五星出东方>观后》）的作品，站在创作者的视角，笔者在观看前就已经开始代入了一种思考。当一个作品的创作前提、背景是基于当前我们亟须提升自身在世界文化格局变迁背景下的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迫切需求的时候，当一个作品需要精准对位这一文化需求，并承载起这一宏大文化命题言说的时候，这样一种潜在的命题式创作究竟会对创作者提出怎样的要求？创作者应当如何在这种观念、意识嵌入的艺术创造和艺术形式呈现中，将其所承载的深刻文化立场、文化内涵揭示而出？想必，这不仅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反复萦绕的问题，更是作为观者同样需要实时跟进的一种思考。才会看到在舞剧《五星出东方》的呈现中，所有舞段中舞蹈的“身体”都不仅仅局限于舞蹈着的“身体”表达，而是其背后都在不断通过对舞蹈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身体”的样式再现与视觉重塑，强力渗透出一种超越舞蹈本体之上的文化意义自然显现。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实践的视野与高度，也是将舞蹈真正置于了一种文化交锋视野的高度考量，有力地回应了今天的传统舞蹈文化应如何实现自身“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迫切问题。
二、交流的“身体”显现
之所以提及这一点，不仅是因为该剧将寓于“东方”内部视野的各种舞蹈形态进行了竭力呈现，更重要的是从深远意义上来讲，以“东方”为名的这种舞蹈呈现方式，对于舞蹈本身来说并不陌生。从舞蹈在新中国建设初期作为一种重要外交方式开始，具有“东方”身体文化属性的各自舞蹈形态呈现，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迅速建立外交友好关系的重要文化密钥。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激活了这一密钥，笔者认为即便置换了语境，“东方”之中内含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建设与文化交流意识，也依然在舞剧《五星出东方》的立意构思与编创中有所体现，并得到有意延伸。丰富的“东方”舞蹈形态样式呈现，无不彰显着当今天更加面临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中国性、东方与西方的复杂文化语境交织时，我们应该如何在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下，立足自身文化主体性，力求以舞蹈的方式，更好地承担起一种具有高度民族文化自信彰显的“中国形象”自塑。
三、舞蹈的“身体”显现
最后一点笔者想谈到的是舞蹈的“身体”本身。身处当下的舞台艺术实践前沿，我们可以发现舞蹈的“身体”早已不再具有绝对寓于本体视野下的纯粹性，“可舞性”正在逐渐被“可视化”所要求。这一点我们在舞剧《五星出东方》中也可以看到，相比叙事性的舞段，其实风格性的舞段更具身体视觉符号的极致彰显，从而使得每个独立性的舞段从舞剧中抽离出来都成为了“爆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视觉的转向悄然的激发出了舞蹈本身在视觉营造上的先天优势的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舞蹈作品创作提出了很多可开拓性的空间。视觉的要求并不违和舞蹈的本体特性，反而是在通过不断强化舞蹈的身体表达本应无限趋于的、最为擅长的、极简的“抽象表达的形式”，构建舞蹈同为一种视觉表达的本体性。
话剧《香山之夜》的“三个独特性”
《文艺报》新闻部主任徐健
话剧《香山之夜》只有短短的90分钟，但是它所涵盖、表达和承载的内容与形式却是以往北京人艺的话剧作品中少有的。近几年，在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展开的主题性创作中，各地涌现了不少红色题材或者说是革命历史题材的话剧作品。这些作品立足新时代，以饱满的创作激情、新颖的叙事视角、人性化的情感表达、炽热的信仰礼赞，重新开掘红色文化资源，讲述百年红色故事，实现了对党和英雄的热情讴歌，体现了戏剧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香山之夜》作为北京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剧目，以艺术虚构的方式展现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夜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隔空对话”与思想交锋，展现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终将走向败亡的历史走向与必由之路。于此类题材而言，当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于北京人艺而言，当属全新的创作尝试，于编剧、导演和主演而言，更是富有挑战性的艺术探索。它的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此类题材的讲述方式、呈现样态，同时也为当下主题性创作带来了不少新的启示。
从同题创作的角度看，《香山之夜》体现出了“三个独特性”。全剧以“香山之夜”的一场有关历史胜负、成败得失的精神“畅谈”带出了28年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体现了题材撷取视角的独特，此为第一个“独特性”。在近些年的红色题材戏剧创作中，出现了一批“夜晚戏”“前夜戏”，即戏剧叙事的主体落在革命者牺牲的前夜，通过回溯、倒叙、插叙等方式，回顾革命者的一生，追寻其革命信仰的形成过程，表现他们忠贞不屈的坚强意志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香山之夜》也是“夜晚戏”，但它是胜利渡江的一夜，是开启崭新历史的一夜，叙事主体的身份、心态、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同样在表现革命道路的曲折、精神信仰的坚守、革命理想的豪迈，但是该剧更加强化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揭示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中国共产党得天下、得民心的基础。
第二个“独特性”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两位重要历史人物作为主角，从国共两党最高决策层、最高指挥层的视角启动对于历史的追问、胜败的总结，这也是同类题材创作所罕见的。
第三个“独特性”，体现在用跳进跳出、戏里戏外的方式讲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以表演者、讲述者、当事者三个叙事视角交织、并置的方式，拓展了同题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将讲述者或者说叙述人的身份引入戏剧情节表达的红色题材作品，过去也在很多的创作中进行过多种尝试。由此而言，《香山之夜》所采用的叙事形式或结构并不能说是完全创新的，但该剧的创作者却力求在叙事视角、进入历史情境的方式上独辟蹊径，采用戏中戏的方式，是以一种平等的甚至是沉浸式的方式，在交待两个人物的生平、喜好乃至对于角色的讨论中进入历史叙事的另一层空间，以颇具问答体意味的隐形结构，完成了剧作讲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诉求。
在该剧中，我们找不到以往作品那种激烈的、尖锐的戏剧矛盾和冲突，一切都是在人物对角色极富生活感的体验和接近中，自然而然地“浸入”，避免了过度化的直白说教与理念宣讲。
一部值得称道的恢宏大气之作
原总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局局长，当代著名评论家、作家汪守德
北京京剧院创演的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剧作以很高的思想艺术质量、出色的演员表演和精彩的舞台呈现，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的革命历史，成功地塑造了李大钊这一革命领袖人物，也使广大观众充分地享受了京剧艺术依然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
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京剧的形式来表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无论是从历史内容和人物分量的重要性而言，还是从京剧独有的宏大艺术气派来衡量，都足以表明北京京剧院的创作取向。创作者们积数年筚路蓝缕、精心求索之功，终于推出了这样一部值得肯定和称道的佳作。从观剧的实际感受而言，剧作精心选择了李大钊从“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起，至1927年4月英勇就义止，这10年间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并通过七场戏、两个多小时的长度，把李大钊的思想理论光芒、相约建党的贡献、组织劳工革命的胆魄、面对危难的从容镇定、昂然走向刑场的无畏气概及其伟大崇高的人格魅力等，淋漓尽致而又掷地有声地表现了出来。
剧作采用的是线性叙事策略，精选最能反映李大钊的重要事迹、贡献和精神的段落与场景，来进行和完成全剧的构剧。最后一场“英勇就义”，在表现上既令人震撼，又有些别出心裁，首先是以大段唱腔重在揭示李大钊的内心思考，反映出其虽然深知身陷囹圄，前途未卜，但坚信“真理之光不可挡，北斗星亮过迎朝阳”，将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分表达了出来。
剧作在进行主线叙事的同时，还富于匠心地表现了人物的夫妻情、战友情和劳工情，使剧作具有了相当浓厚感人的情感色彩。如李大钊在狱中与赵纫兰的隔空对唱，是精心设计的唱段，既有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又有两人间的相爱相知，以坚定与柔情对比的方式，把两人“肝胆相照，风雨同船”的关系极具感染力地传递了出来，这也是剧作最为动人的地方。
可以说京剧《李大钊》体现了鲜明的叙事性、政论性、史诗性特征。所谓叙事性，剧作注重叙事方式的宏大与广阔，并通过处理戏剧思想、故事内容、人物内心、人物情感等方面，使剧作同样达到了情节感人、内容饱满的艺术效果。就政论性而言，这是一部特别需要有思想高度的剧作，其通过人物的对话与唱腔，着重强调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独特而明确的开掘与表达，体现出直击灵魂的力量。史诗性则是在还原与突出历史感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剧作史实与诗情的结合，从而实现剧作恢弘大气的史诗性品格。
剧作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还有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由北京京剧院优秀老生演员张建峰和优秀大青衣王蓉蓉，分别担纲饰演李大钊和赵纫兰这两个主要角色，为剧作增添了夺目的光彩。这两位主要演员堪称顶流的表演与演唱，以及其他角色同样可圈可点的表演，使观剧成为一次对于京剧艺术颇为难得的视听享受。
剧作的音乐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得益于著名京剧作曲家朱绍玉先生富于经验和创新精神的艺术创造。其在该剧的唱腔设计和音乐创作中，努力打破京剧惯常的创作思维和套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探索与尝试。如在表现工人闹罢工取得初步胜利而群情振奋时，作曲采用“高拨子”连武带唱这种富于表现力的形式，为了增强地域特色，还融入了京韵大鼓、北京曲艺等元素，并借鉴西方歌剧中“卡农”的形式，加入了工人群众的重唱、轮唱等，有力地营造出既活泼、又激烈的喜悦氛围。剧作的戏曲音乐中还融入了西洋交响乐，并有北京交响乐团精选的30多位优秀演奏家加盟，更使这部剧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品质。
近年来北京话剧的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
近年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五周年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节点相继而来，围绕党史学习、讴歌英雄的助推立意，出现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高潮。
一批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剧目在京演出，主要有：《香山之夜》《三湾，那一夜》《红色的起点》《直播开国大典》《八百里高寒》等。话剧演出精彩纷呈，在题材选取、艺术样式、人物塑造和当代表达上均有拓展和突破。话剧创作一方面在思想主题上有所深化，在艺术追求上呈现新态势，力求在变化中调整，在适应中突破；另一方面，一些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话剧，为新时代话剧的新发展拓展了新空间，强化了舞台艺术的表现力和影响力。
北京人艺演出的《香山之夜》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夜，将香山和溪口并置在舞台上，表现重大历史时刻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隔空对话”、历史回望、精神对比、意志较量，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较量，浓缩在一个春雨连绵的夜晚，展现于两位历史人物的回忆与想象之中。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话剧《红色的起点》）选取1919年、1920年、1921年这三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运用叙事体方式和多媒体技术，艺术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到壮大的整个过程。
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直播开国大典》，充分运用电子屏幕和多媒体技术，借助了文献剧的表现方式，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广播电台筹备、直播开国大典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近年来，关注时代、反映现实的话剧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了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演艺集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制作演出了儿童剧《冰墩墩雪融融之冰雪梦》，体现了顽强拼搏、团结友爱、理解包容的奥林匹克精神。北演集团出品的《耗子大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和富有韵味的世俗风情。
北演集团出品的《运河1935》反映了1935年特定历史情境下，运河岸边百姓的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斗争所面临的艰苦性、艰难性、艰巨性。
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联出品的《依然美丽》和《喜相逢》带有北京文化特点、北京人性格特色，表现北京市委市政府“回天计划”开始实施，天通苑居住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既透着一种人气汇聚的喜庆，也反映着北京文化的开放包容。
近年来，北京新文艺团体在疫情期间勇敢面对挑战，努力自救，创新发展。风雷京剧团演出的《胡同里的他俩》，黄盈戏剧工作室出品的《福寿全》《开饭》，道出了北京人的现实况味，演绎了时代变换中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留恋和坚守，对人生命运的面对与接受。
近年来，北京的话剧创作汲取文学资源，致敬经典，开拓创新。2021年金秋时节，首都剧场东扩工程顺利竣工，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落成，北京人艺重新演绎了曹禺先生的经典剧目《雷雨》《日出》《原野》。2022年6月，北京人艺迎来了建院70周年，一系列经典戏剧的线上线下演播，以及学术研讨活动，让人们对于其艺术传统和美学风格有了进一步认知。
在新的一年，话剧艺术的发展面临新的境遇：一是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题材的话剧创作仍然占据主流位置；二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排练、演出方式仍将继续，一些演出机构认真做好面对突发情况及时调整演出安排的准备和措施；三是成功的文学作品的话剧改编、经典保留剧目的重新搬演与重新创排，仍然是话剧艺术发展的重要趋向；四是随着各地文艺评论家协会、文艺评论基地的建设，文艺研究与批评的广度和深度将有所拓展与突破。
从动机的挖掘谈一些遗憾
中国戏曲学院胡叠
戏曲无疑是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的重头戏，参展参赛的剧种和题材类型都极为丰富，其中不少剧目早已获得过各级各类奖项。在线上直播中，戏曲类亦备受专家和观众的青睐，收获不少精彩热评。这令戏曲人欣慰又备受鼓励的发展态势，很显然是受近年来国家文艺政策的春风所暖。
但是，在好评如潮中，我们的戏曲创作者应更加冷静地自省。和话剧相比，戏曲表演的歌舞程式所具有的美感，更容易掩盖剧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目前已经演出的戏曲剧目中，剧本问题较为集中在对人物的情感逻辑和个性逻辑的把握上，或者说，在对人物行动（选择）动机的挖掘上。
备受赞誉的莆仙戏《踏伞行》在表演上细腻讲究，可圈可点，但在第一场中，编剧就忽略对人物行动动机的呈现和挖掘。固然在兵荒马乱的背景下，一个弱女子完全有可能向旁人呼救，但从生活常识去推敲，当我们决定求助某人，做决定时也应有动机——动机直接准确地呈现行动者的个性和处境。在编剧设置的一个“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横行的时代，一个妙龄女子何以敢向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青年男子呼救？编剧未作处理。情节一路推进，在更关键的一次选择——原本掉头而去的男子突然停步，决定接受女子的求助，这里竟然也没有给动机的呈现，再一次错失塑造人物的好时机。
沪剧《敦煌女儿》取材真实人物的真实生活，创作集中于一人一事，唱腔优美，演员表现力很强。遗憾亦在于关键选择中对动机的挖掘。第一场中樊锦诗突然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绿眼睛”狼近在咫尺的威胁，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真实具体地在她眼前呈现，这一情节的设计，使人物立刻陷入两难的选择之中，可谓“有戏”之极，有效地调动了观众的兴趣——观众的兴趣必然地会落在樊锦诗如何克服了这种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恐惧。这是戏的悬念指向。写好了，樊锦诗的形象将立刻具体而丰满起来。可惜的是，这里编剧突然以“大道理”作为樊锦诗克服恐惧、振奋振作的动机——从生活常识来看，人在恐惧时其实很难被单纯理性说服。而且动机一旦抽象化、单一化或者高大化，人物就会脱离属于她自己特殊的个性的规定，而成为编剧主观意识的代言人，从而失去真实感和丰富感。
越剧《枫叶如火》和京剧《李大钊》都是以艺术的形式致敬革命先烈之作。从塑造人物的角度来看，两位革命者的形象应有很大不同，他们性别不同，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生经历，只是最终踏上了同样的信仰之途。人物塑造贵异不贵同：精神内核可以相同，人物个性应该迥异。他们之所以做出同样的人生选择，其实也应该有不同的契机的推动。动机的复杂化，并不会写低人物，只会让一个又一个革命人的形象更加清晰而鲜明。一个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殊途而同归，才能更加深刻地呈现理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这一点，也应提请创作者深思。
曲剧《鲁镇》取材自《祥林嫂》，可视为对原作的戏剧化呈现，但从“改编即原创”的艺术原则来看，面对国人如此熟悉的故事，创作者的“创造”何以呈现？川剧《草鞋县令》表演极有看头，情节设置也是富有戏剧性的，但在全剧的总悬念之下，我们却知道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必然将如何选择。这个必然又从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我们对于人物的关注。
万紫千红总是春，自然界没有完美的花朵，艺术作品的臻于完美，总是在舞台上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批评与期待同在，惟愿戏曲繁盛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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