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良医》所承载的一段大历史

高申

《济世良医》演出现场演出方供图

当我拿着原创交响京剧《济世良医》首场演出的戏票，随着人流走进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时，始终萦绕于心的问题，便是“施今墨究竟乃怎样的一个人”，为何编剧张永和要着力表现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一人物形象又是如何在不足一个小时的情节演进中被展现出来的？

在晚清民国时期，北京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医大夫有四位——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他们被誉为京城“四大名医”。《济世良医》的编剧张永和却将笔触对准施今墨，这是为何？当我慢慢地品读《济世良医》的剧本时，猛然开悟，觉察到其中的原因。

原来，在四位名医之中，与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联系最为紧密者便是施今墨。施今墨曾参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1912年，以山西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参加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典礼。此后，他留在陆军部帮助黄兴制定《陆军军法》。这样的经历，反映出施今墨自青年时代起便有着救国救民、追求民主共和的进步思想。若干年后，施今墨又担任香山慈幼院的负责人之一，这体现了他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当施今墨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在北洋当局的黑暗腐朽统治下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时，便毅然决定放弃仕途，以治病救人为终生事业。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期间，曾邀请施今墨为他诊病。这就是施今墨，一个在大时代的浪涛中不断搏击，拍打出片片浪花的弄潮者。

对于这样一个与时代同呼吸、同命运的人物，张永和并未粗线条地描绘其一生行止，而是将镜头聚焦在施今墨所参与的某个重要事件上，将施今墨在近现代中医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凸显出来。

1928年，突传南京国民政府要取消中医。时隔一年，曾在日本学过西医、此时担任内政部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提出“取消中医”的议案。进而，由汪精卫主持日常行政工作的南京国民政府作出相关决议。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谁能顶着各方面压力，为拯救中医而奋起一搏呢？这个人，便是施今墨。

施今墨奔走于大江南北，联合中医界的从业人员，成立起中医工会，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那时候，正在南京主持行政院工作的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的架势。施今墨等人的努力，可谓是千难万难。正在此时，汪之岳母患痢，被施今墨“一诊而愈”，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事。不久之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取消“废止中医”的相关命令。

这么大的一件事，要如何表现？而且要在字数有限的唱词中，让施今墨的形象鲜活起来，令听者记忆深刻。这确实是需要动一番脑筋的。按照张永和的构思，他并没有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表现为一对势不两立的矛盾体。在他的笔下，一位名叫于仰溪的虚构人物出现了。于仰溪是施今墨的旧日相识，双方保持着和而不同“君子之交”的关系。于仰溪对中医的反对态度，与施今墨对中医的坚定维护，皆出自公心，而非私欲。将这点展现出来极为重要，因为于仰溪与施今墨对于中医的不同观点，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而是代表着两个不同营垒中人们思想与观念的发展轨迹。张永和对于戏剧冲突中关键人物的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简单化、粗糙化、程式化的一面。他以四两拨千斤的笔触，用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激荡年代里的“有志之士”的群体形象。

在该剧中，代表中西医的关键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是大时代各种矛盾冲突的一个缩影。从民国时代起，一路发展至新中国诞生后，中西医之间的关系由矛盾对立渐渐走向相互融合。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于中西医之间的相互结合，给予了明确且坚定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的态度，为施今墨与于仰溪重新走到一起铺平了道路。这两个人的再次相见，尽管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历史的必然。张永和在处理人物关系时，始终将施今墨和于仰溪当成中西医不同领域思想观点的代言人。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正是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中西医之间冲突与合作的一个突出的体现。张永和的这种构思，绝不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中的个人利害冲突，而是着眼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思想碰撞。

在作品结尾，施今墨与于仰溪再度携手，共同开拓出一条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崭新道路。这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代表的中西医不同领域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期盼。

施今墨与于仰溪——张永和勾勒出的这两个重要人物形象，是中西医群体形象的高度浓缩，也是不同时代思想观念发展变化的集中体现。

张永和写《济世良医》，但他的笔墨并不停留在治病救人的具体事例上。在他眼中，看到的是大时代的大故事。无论是施今墨还是于仰溪，都是这个大故事中的大角色。正是通过对这样人物角色的塑造，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才能够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这，便是张永和娴熟、凝练文笔之下的大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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