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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开新展现中国人的戏剧精神——评瓯剧《张协状元》

发布时间:2024-01-18 09:34:12 丨 来源:中国文化报 丨 责任编辑:杨海乾


瓯剧《张协状元》剧照,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供图

郑荣健

作为“戏从温州来”2023南戏经典文化周走进京津冀的重要演出剧目,由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创排的瓯剧《张协状元》近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它由素有“中国第一戏”“戏曲活化石”之誉的戏文《张协状元》改编而来,由张烈、安声编剧,孙晓燕导演,方汝将主演。它在保留早期南戏演出的叙事特点、体制特征和瓯剧的唱腔特色、程式技巧基础上,复现古老朴拙的演出面貌,返本开新地充分调动和发挥戏曲假定性,自然酣畅、自由灵动地将一个传统戏曲中具有类型色彩和典范意义的婚变故事呈现于舞台之上。

作为目前发现最早的、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宋元南戏剧本,《张协状元》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和理论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搬演复现其原貌,一度成为不少戏曲人心中的夙愿,也由此产生过京剧、昆曲和莆仙戏等多个版本。此次由来自“南戏故里”的温州,用瓯剧将之搬上舞台,跟永嘉昆曲版形成当地戏曲的同题双璧,让人感受到了文化传承的温度。

跟常见的戏曲演出相比,瓯剧《张协状元》具有明显的、研究设想的宋元南戏比较原初的朴拙特征。舞台是乡村临搭的土戏台样貌,乐队置于幕后,唢呐扫台,拉幕布置,演员挑箱笼上场、一道“温州瓯剧在此做场”条幕挂上,随后演员自示剧名和各自饰演的角色,大戏开场。这种复现不仅包含了民间演出的风俗感、仪式感,也带着古代民间艺人走州闯府布置演出的生活感和烟火气,对于现代观众来说无疑是新奇的,也顿时模糊了以往界限分明的观演距离。一定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对“副末开场”体例的丰富和扩充,明确告诉观众,这就是一场戏,带有游戏的性质,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随后所有的表演都建立在这样的观演关系基础上,甚至可以说承载着传统戏曲灵魂性的美学内容。

这出戏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很丰富,但故事本身堪称简拙,讲的是赴科赶考的书生张协遭劫沦落破庙,饥寒交迫之下被贫女所救,两人结为夫妻;随后张协考中状元,被相府捉婿,顾虑名节而归还丝鞭,可内心又嫌弃糟糠不配官体,加上遭相府报复打压,对贫女怨恨渐生以致最后行凶杀人。正如节目册所示“落魄时名节事小,得意时名节事大”,它的价值视点和挖掘重心,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聚焦于人物在不同处境中符合人之常情的选择。虽然大团圆结局跟常规的传统戏相似,但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人性发展内容,恰恰透露出某些现代性的辉质,也隐隐指向了人类的普遍困境,焕发出人性的普遍价值。

戏一开场,迅速进入张协遭劫的场面,判官和庙鬼作为“泥塑木雕”,管还是不管呢?冻馁欲死的张协暂避破庙,寄居于此的贫女归来,死生事大又男女有别,判官和庙鬼作为“门”,开还是不开呢?小二和大婆送来酒肉,大婆的哄托之辞和小二欲讨老婆的心理,张协百般犹豫又无奈跟贫女成亲的恍惚跳跃,几乎处处都是戏和戏的细节。求神灵、掷圣杯这种验卦的方式,或是民间俗例,同时也将众人的心理外化,表明他们是缺乏自主意志的,哪怕心里有着微妙精致的想法,也宁可不担负选择的原罪,而把它交给泥塑木雕。到了考中状元,张协顾虑名节而犹豫拒婚,情境截然相反,情理却自然自洽。贫女寻夫而至,判官和庙鬼继续充当着“门”,开还是不开呢?时移势易,此门已非彼门,神灵也变成了傀儡。

在瓯剧《张协状元》中,导演极致地发挥假定性,大量运用了拟人、拟物、拟声等手法,演员改扮是常态,人可以是门、是椅子、是泥塑木雕,这些物件又可以化身为人或神,能够跟剧中人物对话,在看似无戏中经营出喜剧效果。这大概是古代民间班社条件简陋、演员较少延续的遗风,却自有一番朴拙生趣。演员既演判官和庙鬼,也是泥塑木雕和门,实质隐含着入戏和旁观的双重意味,有效地将神、人、物通感起来——为神时,可通察世事、通晓人心,不受时空限制;为人时,又有非常人性化的情感心理和道德判断,可与剧中人物对话,会闹情绪罢工,甚至会“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无奈;为物时,小二推门能感知到这门不一般,嘎吱作响的拟声分明是死物声响,偏由人声作扮,一个简单的推门,因此而建立起令人惊奇的戏剧关系,产生了独特的喜剧效果。所有界限都被打破,整个舞台顿时生趣盎然起来。

在剧中,演员不仅饰演角色本身,一定意义上也在演自己。比如,张协抬腿作势本是角色的派头,可谈判受挫,派头拿不住了,一声“唉”松垮下来,垂头丧气往场下走。这一声“唉”和一记松垮,对应的是角色情绪,隐约又有演员在排练场上苦练而最终拿不住的形迹,一下子连通了观众不满某些过于拿腔作势、程式繁复的表演的心理。这略带夸张和解构的处理,让我们看到了观众既是座中观众,也可能是像判官和庙鬼那样的场上“观众”;看到了演员代言体的“演”,也看到了演员同时面对观众和角色、知假而演真的“戏”——“演”求逼真而“戏”在戏仿和游戏,这种复现、扩张和释放,实质是直通古老而朴素的中国人的戏剧精神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戏通过调用角色意识和演员意识、戏剧性和剧场性,建立起一种更开放、更丰厚、更饱满的舞台观演关系,不啻于给我们提供了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审视和思考戏剧审美维度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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