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
对于戏剧创作而言，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要多探索戏剧真理、用好戏剧道理、讲好戏剧常理。
戏剧创作要直抵人心，而雷同化创作、图解式创作、跟风式创作、宣发式创作、快餐式创作等往往浮在生活的表面、人物的表面、社会的表面、历史的表面，缺乏哲学纵深感、历史纵深感、社会纵深感的呈现，即使演出场面较大、舞台炫酷，也可能人物内心空洞、思想内涵贫乏、精神境界空虚。这是因为没有真正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去拷问和探究，没有让人物在历史和社会的困境交织中做出人生的抉择，致使舞台上难以窥见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作品可能只是创作者构建出来的乌托邦式的一己小感觉、小情怀。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作品能否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能否真正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下？能否在戏剧史上留下一些值得铭记的典型人物、典型形象？
对于戏剧创作而言，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要多探索戏剧真理、用好戏剧道理、讲好戏剧常理。
一是探索戏剧真理，需要我们对戏剧的主题思想内涵不断深化提炼，戏剧的结构、人物关系、矛盾冲突要有探索真理的动力和信念。
如在写科技题材作品时，既可以写体现家国情怀的作品，也可以写体现人类关怀的作品，体现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和担当，在这方面的创作上，可以开掘科学的人类视野和国际视野。再如古代清官戏，可能会比较依赖清官来救国救民，官本位意识比较强烈，而民本位意识却不够。如果加强对清官戏历史和哲学等层面的思考，写出来的戏可能就立意更加高远，更加耐人寻味、催人深思。
二是用好戏剧道理，就是讲究戏剧逻辑关系的合理性。如果作品的思想主题、故事结构、情节设计、人物关系不符合历史逻辑、社会逻辑和生活逻辑，就经不起推敲。
如有的历史题材作品缺乏对历史逻辑的深度思考，给历史人物人为地安排一些爱情故事，而放弃对历史情境的深度探索，难以深入古人治国理政等方面的要旨去开掘。还有的作品不够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和社会民情，写的内容大同小异，搬到哪个地方都可以用。
再如有些作品写人物就是一味地写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没有任何前史，看不出他这样做的行为逻辑和心理动机，或者行为逻辑和心理动机很简单，经不起生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推敲。毕竟人物都是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始终离不开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影响着他，即便影响不了他，也会影响他身边的人，这些人的影响必然要施加到他身上，对他做出人生选择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写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时，起初可以是为了一个目标、一个梦想，也可能是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后随着目标和任务一点点沉淀和积累，主人公的认知不断深化和蜕变。我们在写好主要人物的同时，次要人物也要有独特个性、延伸出自己的生活轨迹，不光是为主要人物陪衬和服务，而是推动和延展主要人物的精神深度、思想力度。
三是讲好戏剧常理。常理就是人之常情，有的戏就是讲不好常理，而是讲虚无缥缈、人云亦云的道理，毕竟老百姓看戏更希望看到符合常理的事情，而不是创作者自我臆想出来的虚无缥缈的事情，观众更愿意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去感受人物的事迹，而不是从人物的事迹去感受自我。
如写好人物关系是创作成功的关键，有的作品的人物关系简单化、脸谱化、图解化。有的创作者不去关心自己作品中每个人物在人物关系中的情感诉求、心理诉求和社会诉求，写人物关系可能只是为了贴标签、架天线。创作的次要人物可能让人感受不到生活中的独特性，而只是为了帮助主要人物，这恐怕是创作者不愿意真正扎根生活、体察每一个人物的社会性和独特性的结果。有些作品有雷同、同质化倾向，没有真正搞清楚不同作品的不同特点是什么，以及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达到了什么效果等。我们在创作上吃透人物，不但要吃透人物事迹，还要吃透其生活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情境。我们塑造人物，不要去人为地拔高人物，因为人物周围都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不可能整天都是不够生活化的言语。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对于戏剧管理者、戏剧创作者、戏剧表演者而言不能不引起深思和审视，要多一些对戏剧创作规律的理性思考和拷问，多从哲学、历史、社会等维度去形象化地提炼和深化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在给人以美的享受、心灵的愉悦的同时，增进人们对生活的体验，提升人们对个人命运思考的深度、对自我灵魂审视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