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开栏的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伴随新中国一路走过的光辉岁月，在不同时期先后涌现出许多经典献礼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题材类型多姿多彩，或展现重大历史事件，或塑造英雄人物，或表现人民美好生活，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洋溢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彰显了国家和民族精神。这些经典献礼文艺作品，历久弥新，常演不衰。今起，本报推出“献礼——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栏目，对话一批优秀文艺家，讲述他们参与献礼文艺作品创作的那些幕后动人故事，传递文艺工作者的爱国热忱和家国情怀，感受文艺经典跨越时空滋润人心的精神力量。

人物寄语

中华民族有伟大的凝聚力，有高瞻远瞩的领导层，有吃苦耐劳的民众，有拼死拼活的精神，《东方红》正是这种民族精神高度集中的表现。——陆祖龙

《东方红》电影截图。

上图：2020年10月23日，陆祖龙赴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下图：《东方红》部分主创1964年10月于香山玉华山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张慕鲁、陆祖龙、茅沅、乔羽。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韩轩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相信每一位中国人听到这个旋律，都会难以抑制激荡的情绪。1964年10月2日的人民大会堂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拉开大幕，这部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推出的作品一经上演，便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今年96岁高龄的作曲家陆祖龙，是参与《东方红》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之一。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提起当年的情景，他依旧心潮澎湃。

3500多名文艺精英齐聚北京

1964年8月初的一天，36岁的总政歌舞团创作员陆祖龙接到通知，让他去西苑宾馆报到。陆祖龙到了西苑宾馆，看到房间里面除了两张钢丝床，出人意料的是还有一架钢琴，“这样好的条件，真让我大为惊讶。”这一幕，陆祖龙时至今日还记得清清楚楚。

让他更为惊讶的是，西苑宾馆云集了当时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物。“安波、李焕之、时乐濛等大作曲家都在这儿，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个‘菜鸟’。”陆祖龙回忆，指挥组有严良堃、秋里等，魏巍、徐怀忠、郭小川、贺敬之、乔羽等作家也在，不仅有在京各大艺术院团的艺术家，还有来自各地的人才。

时间回到半个月前的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提出，要推出一台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大型演出，向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这台演出要完整表现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历程，以及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后来，周总理亲自选定了一个13人小组，周扬为组长，李一氓、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等担任组员。经周总理同意，大歌舞定名为《东方红》。

在1964年8月至10月两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和军队系统70多家文艺单位的音乐舞蹈诗歌工作者、舞台美术人员，以及北京许多业余合唱团、工人、士兵、学生、少先队员等3500多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在新中国成立15周年之际为全国人民奉献精彩演出。

陆祖龙记得，那一年8月的西苑宾馆里，始终萦绕着激动与紧张的情绪。激动，是因为要参与个空前伟大的创作；紧张，是因为这样一台庞大的节目要在10月初上演，而创作时间不足两个月。

60个日夜忙碌精雕细琢

创作任务很快分配到了各个组。

作曲组中，陆祖龙、葛光锐、王竹林等同年的年轻作曲家每人包干一场。陆祖龙负责的是第四场“抗日战争”，从“九一八”写到延安、南泥湾，再从游击战写到抗战胜利，他负责这一场的乐队编写和串联，“这个任务可不轻，大部分革命历史歌曲都是单旋律的，我必须配成合唱，还得编配出管弦乐的伴奏，再加上几十人的民乐队，还有所有舞蹈的伴奏。”陆祖龙说。

经过两个星期的初创，当时全体工作人员排出了一个“小样”，8月24日在中国煤矿文工团排练厅第一次联排。联排没有服装、道具、背景、乐队，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大家默默回到西苑宾馆，在饭堂里没有人说话，可见大家的心情有多么沉重。”没想到，《东方红》的领导小组很快提出了修改意见，并鼓励艺术家们：“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能排出这样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很了不起！”深受鼓舞的艺术家们又投入热火朝天的修改和创作中。

进入修改阶段，领导小组定下两条“规矩”，第一条就是“修改不过夜”。“领导小组每天开会决定要修改的地方，传达给我们时已经是夜里十一二点，我们就要连夜修改。”陆祖龙说，哪怕只修改一个小节，在管弦乐、民乐的伴奏总谱上就要大改四五十行，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必须赶在第二天早饭时送到乐队手中，他们才能吃完饭就分头抄谱练习，晚上再合乐。”那一个月，作曲组的房间常常灯火通明，秋里、严良堃等指挥也会来给他们出主意，让作曲家有更多的配器思路。

第二条规矩就是“精益求精”，绝不能因为时间紧张马虎了事。陆祖龙记得，《东方红》中很多场次都经过翻来覆去的改动。“‘遵义会议’这一场，从舞蹈到音乐，再到服装都反复修改过，所有修改还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最后，经过了六七次大改，“遵义会议”才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紧迫的任务也让艺术家们灵感迸发。陆祖龙在创作“游击队”音乐当晚，感到只用《游击队歌》的旋律比较单调，就在短促的主旋律上加了一个悠长的对位旋律，“当时我年轻，胆子大，也没征求谁的意见，第二天就送到乐队和合唱队去排练了，没想到大受欢迎，领导审查也很满意。”但陆祖龙还是担心，这首歌的创作者、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老前辈会不会有意见，“后来，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跟我说，贺绿汀先生对此非常满意，还感叹道：‘看来，《东方红》那里有人才啊！’”听到这话，陆祖龙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周总理带来核试验喜讯

《东方红》的诞生，始终凝结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1964年“十一”之前，毛主席亲自前来审查《东方红》。看完后，他肯定了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并带着历史性的眼光，提了一条重要意见：开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表现，现在还没有定论，《东方红》写到1949年就可以。于是，原来设计的农民丰收歌、军队士兵舞和工人舞，换成了天安门前各民族的舞蹈。

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2日，当晚，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等八场内容，奏响了一首高昂激越的中国革命颂歌。全部史诗由30多首曾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革命歌曲和20多个舞蹈组成，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呈现了歌舞、大合唱、齐唱、独唱、群舞、独舞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表演，现场还有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联合演奏。

《东方红》连续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14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在当时，看《东方红》是一大盛事，人民大会堂每天晚上都是灯火辉煌，迎接四面八方来的观众。”而让陆祖龙更加难以忘怀的是，10月16日这一天的下午，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

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领导人，大家热情鼓掌，周总理却挥着双手说让大家静一静，接着，周总理说：“我们的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了！”瞬间，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大厅。

1965年，《东方红》进入了电影的拍摄，陆祖龙、时乐濛、乔羽、王竹林四人作为“留守”人员，为电影的片头、片尾作曲补缺。与此同时，陆祖龙还参与了歌舞剧《椰林怒火》、舞剧《刚果河在怒吼》等作品的创作，都受到了广泛好评。“我能参加《东方红》的音乐创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光荣的活动，当时我还是一员创作新兵，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作曲大家，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很多，收获很多，这对我以后的创作工作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陆祖龙说。

与《东方红》相关的记忆永远令人兴奋，这部史诗性作品在诞生后无数次演出，同名电影也在祖国各地播映，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集中来搞大歌舞的时间仅仅两个月，这真是奇迹！”陆祖龙深深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