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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艺术家与人民共命运（文论天地）——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
75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圆满结束。75年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催生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其中的核心论断是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讲话》所确立的人民群众对于文艺的多重意义，历久弥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讲话》，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同时结合实际，将“人民性”的思考发展下去。
——编 者
作为一份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20世纪的中国文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文艺的“人民性”是这份文献的核心观点之一。《讲话》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时至如今，这个观点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无论是文艺的专业生产者还是文艺的普通爱好者，每一个人都可能保持自己的兴趣方向，熟悉特定的艺术门类，例如文学、电影、戏剧，或者音乐、书画、雕塑，如此等等。然而，作为一种根本的追求，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是许多艺术家心目中首屈一指的重大问题。“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家必须时刻关注文艺如何最大限度地产生正面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曾经对不幸的底层人民寄予深厚的同情。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发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些叹息，但是，艺术作品中的人民往往仅是形象模糊的配角和背景。《讲话》的深刻洞见在于，将人民视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因此，对于艺术家来说，“人民性”意义远不止于吸引观众，拓展市场，赢得声望；“人民性”的命题与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有机地联系起来了，文艺与人民的结合成为革命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的确，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地从各个方面证实这个观点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要求艺术家，把立足点彻底转移到工农兵之中来。五四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曾经以启蒙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尽管他们表露出关注民间的强烈意愿，但是，真正熟悉人民大众的艺术家并不多，居高临下的姿态或者自以为是的观念可能成为艺术家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无形障碍。《讲话》的一系列观点改变了艺术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之后的成长道路。迄今为止，大多数艺术家对于“人民性”的观点已经耳熟能详。无论是深入社会生活、关心人民的疾苦还是追求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话》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化为艺术家的实践。尽管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每一个历史阶段“人民性”包含的具体内容。“人民性”并非仅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口号必须与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换言之，艺术家必须熟悉人民的喜怒哀乐产生了什么变化，观察人民正在重大历史活动之中承担什么角色，甚至思考人民的内涵出现了哪些扩展。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某些艺术家尚未跟上今天人民的步伐。新的历史条件之下，他们的文艺作品仍然不尽如人意。
因此，我们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习近平同志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时隔大半个世纪，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与毛泽东同志《讲话》一脉相承，把“人民性”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再度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些观点是毛泽东同志《讲话》主题的继承与创新。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又显示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现今的文艺有高原而缺高峰。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家与人民之间仍然存在距离。在批评了抄袭模仿、快餐式消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低级趣味、胡编乱写、粗制滥造、追求奢华、炫富摆阔、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诸种不良倾向之后，习近平同志总结说：“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事实证明，为什么人的问题深刻决定艺术家的精神资源，进而决定文艺追求什么以及如何选择发展的方向。
对于艺术家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必然要求相应的文艺形式。当前，艺术家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即新型的传播媒介体系正在崛起。传播媒介体系的急速演变对于传统的文艺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十分重视通俗文艺形式，例如大众之中的墙报、通讯文学、小剧团演出和群众歌唱。从当时的文化气氛和文化条件来看，这些通俗文艺形式具有特殊的魅力。《讲话》曾经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鉴于当时普遍的文化水准和急迫的革命任务，毛泽东同志更为重视“普及”。《讲话》指出，人民大众“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75年过去之后，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准有了很大的改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重新认识。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人们对于新型的传播媒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当的范围内，电影、电视、互联网正在冲击以文字为中心的印刷传播体系。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互联网小说、视频或者电视连续剧产生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了预期。必须认识到，各种新型传播媒介不仅是文艺的表现工具和手段，同时正在深刻地改变文化生产、传播以及接受机制，种种传统的边界可能遭受瓦解和重构。这些传播媒介的联盟隐藏了巨大的潜力，新的文化生态呼之欲出。人民大众正在与这种文化生态积极互动，并成为这种文化生态内部极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富有责任心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如何使用新型的传播媒介体系强化“正能量”的传播与接受？这一切必将转化为文艺形式的探索和突破。换言之，人民大众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创新性地开拓文艺形式的表现空间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75周年。75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尽管如此，“人民性”的命题历久弥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与人民共命运，这是艺术家必须始终铭记的信条。
（作者单位：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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